“佛教生死哲学与生命科学学术研讨会”人物专访
【笔录 陈秋燕】
【本刊执行编辑 黄亚瑞 校正】
中国湖南是个地杰人灵之地，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的故乡即在湖南。长沙的张家界森林公园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，拥有世界闻名的石林，名震中外的马王堆即在长沙出土，掘出千年不腐的女尸，和只有几克重的轻纱，另外岳阳楼和洞庭湖是古代诗人墨客创作的泉源。从4月16日至18日蔡林长应邀出席了湖南长沙举办的“佛教生死哲学与生命科学学术研讨会”。这个研讨会由湖南佛教界的大和尚释博明长老出资支持。现年87岁的博明长老在湖南备受尊敬，他在是项研讨会上发表开幕词说他想通过这一项研讨会，集合各领域的人才来讨论人死后生命还存在不存在，有没有转世轮回，其基础的理论是什么？这么一个好学的长老，引起了我访问他的兴趣，在研讨会后，我特地到他的湖南省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佛教研究室，即设在他所创的观音殿堂中，当时是午后，下着毛毛雨，天色有些昏暗，空气微冷，我们在观音殿内的大堂中展开访谈，因为我不懂他的湖南口音，只好请释隆迅法师翻译：
■ 请教释博明长老，您的出生，学佛及出家的因缘如何？
● 我出生在湖南湘阴县。14岁时在同学家看了“安士全书”，里面有句话说：“人人爱此色身，随性生死苦等，人人贪图快乐，不知乐是苦因，”之后就想出家，可是我父亲不肯，因为我是独子，后来奶奶死了，父母亲死了，妹妹也死了，我想起母亲生前告诉我要出家也可以，先找一个女人结婚生了个儿子就可以出家了。我就找了一个对象，告诉她是否愿意跟我生个儿子，但最后还是要出家的。那女的说儿子都有了，怎么还会出家呢？但生完孩子后，我还是出家了。
我开始学佛时，先学印光法师的念佛法门，还有参看法华经、华严经等。十五六岁了，经南岳的巨赞法师介绍认识了祝圣寺的名真法师，再拜空也法师做师父。空也法师是属于天台宗的，当时天台宗有二个派系，一个是北方谛贤法师一派的，另一个是南方默安法师的，湖南即是默安法师派系的。我出家后在南岳祝圣寺学藏经，就喜欢看书，祝圣寺有个地藏殿，其中有个念佛塔，我就在那里阅藏，看了三年，什么都不管。名真法师跟我是亦师亦友，他告诉我说古籍佛经难以理解，须用现代逻辑方法来思考，所以我去研究现代的哲学，去读张东荪的新哲学理论、西洋哲学、唯物论、辩证法等，可是都不大理解。
解放之前，我最早在衡阳大罗汉寺的佛学院讲习所担任训育主任，之后担任南岳讲习所的教务主任及讲师，最后到了湖南长沙，在湖南讲习所教书。而解放后，有的人离开了，到台湾、香港去，我却留下来，当时也不确定当时的政局有没有宗教自由，但我看到一本写毛泽东的论述，说只要遵守有关政局的条规，那就不会干涉到宗教去，还有一件就是当时的巨赞法师，他也担任了五个宗教的领导，即从五个宗教的代表中选出一个为首领。解放那年我是三十六岁，就是1949年以后，我喜欢民主平等，不喜欢封建独裁，走入佛门后，发现不公道的事件很多，常常有这种不民主封建的保守思想，所以我就办了一个佛教唯新学社，及一个佛教文学社，还创办了晨曦月刊，我的笔名叫日照，所以就发表了这个日照丛书，决心改革佛教。
我看到了当时虽有宗教自由，但吃饭却不能自力，原来那个田租啊，收租啊那些人都被打倒了，所以没有饭吃了。没饭吃，我就提倡百丈精神。那时我还去自在庵讲经说法，附近县市的人都结伴来听，有八、九十个人。我不喜欢那些陈规陋习，所以解放后为了要生产，就搞了个缝制手工合作社，做麻袋、做手套，后来改为织布厂，自食其力。
■ 可不可以说一说您人生一些比较重的磨练？
● 解放以后，我担任过政协会的成员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，也做过佛教工作委员会的主任，也就好像是佛教会会长吧！后来在反右的时候，我也帮助整风，但我也没有反对右派，当局就请我负责那个社会主义教育，座谈会的时候请我出来。我想躲开，那就回到长沙了。我原来想去南岳种菜，拿把锄头就不会当会长，宁可坐牢也不愿意去做会长。但在1956年被打成反革命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他们说没中间路线的，你不革命就是反革命，就坐十五年的牢，1971年出来后还留着一条尾巴，就是没有给我人身自由，又搞了几年。后来在第十一届三中会议召开了，我就被释放出来了，出来以后应该是八十年代吧，就把麓山寺收回来了，准备修复，那时没资金，就把自在庵的一笔钱拿来修麓山寺了。后来又被关了四五年，被认定是特务。一九九八年我从佛教会会长退下来，但法人代表还是我。一九九0年我又把密运寺（伪山禅师古道场）收回来。到了公元2000年，他们把我这法人代表也给换了。
■ 在日本打进湖南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奇特的遭遇？
● 日本来的时候，我在南岳。有一次，日本人把我捉住了，我很害怕，我对师父说日本人来了，我们走吧。师父说亏你还是法师，你吃佛的，穿佛的，住佛的，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啊，有灾难的时候你就跑了？我问师父说：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师父说：依我的看法，我们就一齐死吧！虽说是一齐死，但我心里还是很害怕啊。那祝圣寺后有个地藏殿，我就在那儿看书，也有人照料，我就对那人说日本人来了，你要告诉我。有一天日本人真的来了，我打算从后门跑，结果有几个日本人拿着枪指着我，把我捉住，然后用绳子把我捆住，像俘虏一样，把我吊在一棵树上。这时候远远的来了一个日本军官，拿着一把刀，我知道他是个官，那个人是亦膊的，没有穿上衣，而日本人信佛的很多，我就在地上写字，说我是佛教徒。那个日本人一看就问我的戒牒呢？我就给他看戒牒。因为日本人不能用语言沟通只好用写了。他写你是哪一个宗啊？我写我是天台宗。那日本人考起我来了。他问天台宗三大部五小部是哪一些呢？这是我的专长，我就告诉他了。他又问什么是一心三观、一心三谛呢？我都一一告诉他了，那又告诉他说南岳有十大祖师，有一位投胎到你们日本去了，他就是圣德太子，你还这样对待我？那日本人也跟我满说得来的，还帮我松绑，放了我回去。可是当时我看满山满谷都是日本兵，我恐怕过不了森林，他看我有些迟疑，那军官就带着日兵送我回去，看到我屋子有藏经，就很感动，就跟我说想拜佛啊，于是我带他们去拜佛。原来那带长刀的军官是日本天台宗大学毕业的，名叫沙普干振，我跟他说为了安全，你是不是可以写一张告示，保护这座佛寺呢？
于是他就写了一张的日本文的字条，其意思是说这座佛寺跟日本有很深的渊源，需要保护。可是这位军官是过境的，所以他就报告他部队的长官，想办法保护这座寺院。后来那长官就来找我，还拿了长刀，很可怕，好像要杀人的样子。他把刀拉出鞘来说：你是博明法师吗？我当时也没害怕，就承认是了，那个人还带了狗来，搜一搜有没有游击队员，然后就写了一张布告来保护这座寺院，最终还请了华南最高部的人来保护它。日本人走了以后，还有人以为我是汉奸呢，就因为日本人写了那个保护寺庙的告示的这件事。
■ 请问法师为什么要办这次“佛教生死哲学与生命科学学术研讨会？”
● 我想人死后，到底有没有“后有”呢？这死后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？这是学佛的人都想知道。我认为科学比较实在，而这种科学的态度到底有没一个实际的例证呢？我想求证各专业的学者，看他们有何意见，但这一次会议所发表的论文，还是很少提到这方面的问题。
■ 法师 您对佛教的生死观有什么看法？
● 第十一届三中会议之后，邓小平的开放政策落实，信仰宗教自由越来越开放，我自己可以证明这件事。第二件事是日本人不肯承认南京大屠杀，我在湘阴那个小地方，亲眼看到日本人杀了六万中国人，我是从血海中逃出来的。而根据我的亲身体会，佛教徒必须改革，否则是死路一条。现代物理学上认为这个物质、能量、讯息是不灭的，既然不灭那人死后就应该有“后有”，但我不懂物理，所以就像请教这些物理专家学者。
■ 您对这次研讨会有什么看法？
● 有很多启发，也有些失望。但是因为现在党的制度开放，所以这一次的研讨会能举办。
■ 您现在修的是什么功课呢？修行的心得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呢？
● 普贤行愿品。我的修行不是那么好，我认为一切邪见都是由我见生起的。我见不除，邪见始终存在。
■ 您一路走来，经过这么多磨难，您对人生有什么感想？
● 我觉得还不错。我一生的磨难，都是自己讨的。关键是自我应革新，否则是自寻死路了。
笔者虽然跟博明和尚不能在语言上直接沟通，但觉得他老人家是位干练实在的修行人，虽然已是87岁高寿，但访问时侃侃而谈，二小时下来还是精神奕奕，仿佛菩萨欲渡众生般，毫不厌倦。